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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案件有關問題研究
發布時間:2009/10/21

 1999年,國務院頒布《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相繼成立了華融、長城、東方、信達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它們分別受讓了工商、農業、中國、建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擁有的1.3萬億元左右的不良資產,力圖通過對這些不良資產的收購、管理和處置,進一步運用市場化運作手段來解決國有大中型企業所存在問題,盤活國有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實現國有企業的扭虧解困。
  自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以后,除通過債轉股方式處理不良資產之外,更多的是通過訴訟手段來處置不良資產、實現債權。僅以我院為例,2000年受理的以資產管理公司為訴訟主體的案件有16件,涉及金額達39388.91萬元。另據初步統計,由銀行作為訴訟主體參與訴訟,目前處于審理、執行階段但尚未完全實現債權的存量案件,僅上述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上海辦事處的已高達至少二千件。由于我國在不良資產管理的立法方面尚有欠缺,《資產管理公司條例》中也僅作了原則性規定,因此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下,積極探索解決司法實踐中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訴訟方法,更好地保護國有資產,對促進有中國特色的不良資產處置工作無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為此,筆者結合辦案的體會,就當前資產管理公司涉訟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法律問題提出思考。
  一、訴訟主體問題
  1、資產管理公司按照總額轉讓形式收購銀行不良資產,能否作為原告起訴債務人
  目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在收購不良資產時所采用的方式主要兩種,即逐筆轉讓和總額轉讓。前者是按照帳面的借款逐筆與銀行簽訂債權轉讓協議,這種方式資產管理公司也可以逐筆通知債務人進行確認,而經過債務人確認的轉讓,一般不會發生訴訟主體資格之異議。但資產管理公司接收國有銀行的債權,涉及的貸款金額有一萬多億,債務人近一百萬戶,如果要求全部進行逐筆轉讓,逐筆確認,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別在農業銀行轉讓的債權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用總額轉讓的形式,即按照債務人或者按照借款階段,以帳面債權總額不分具體筆數進行轉讓,這樣資產管理公司通知債務人也不可能逐筆進行確認。于是就出現債務人對轉讓債權中總額轉讓不予確認的情況。此時,資產管理公司就面臨著對沒被確認的債權是否具有訴權,是否能基于總額轉讓協議起訴沒有確認的債務人。對此筆者認為,只要總額轉讓協議成立,應當承認資產管理公司具有訴訟主體資格,這是因為在當前還存在著大量債務人惡意逃廢債務的情況下,給予資產管理公司訴權,可以通過實體審查,以司法手段解決債務人惡意逃避拖欠國家債務,有利于國家的正當利益和支持資產管理公司正常運行。
  2、判決生效進入執行階段后,銀行將債權轉讓給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作為新的債權人,能否依據判決提起強制執行的申請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債務人已對銀行與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債權轉讓表示確認,但由于資產管理公司不是案件的原告,提出強制執行的申請,使一些法院在執行程序中難以操作。對此,筆者認為可以在銀行作為強制執行申請人向法院遞交執行申請的同時,將債權轉讓協議一并遞交法院,由法院將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執行申請人進行立案。
  3、銀行起訴后與資產管理公司簽訂資產轉讓協議后,資產管理公司是否可替代銀行承受原告的訴訟地位
  實踐中對于這種情況,一般的審理思路是法院以銀行已不再是債權人為由駁回銀行的起訴或由銀行撤訴,再由資產管理公司另行起訴。應該認為,這樣的審理思路符合債務案件的一般審理原則,但在審理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這樣的特殊案件中,無疑會帶來許多程序上的麻煩且增加訴訟成本。對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從理論上有所創新,實踐中有所突破。一般認為,訴權是當事人的一種權利,起訴、撤訴是當事人處分權利的具體表現。當事人既然在訴訟中能夠行使撤訴等權利,那么也能夠在訴訟中因實體權利轉移,將已行使的訴權一并隨實體權利的轉移而轉移,從而實現訴訟中的訴權轉移。這是因為訴權的基礎權利是實體法上的請求權,請求權轉移,訴權應當也可以一并轉移。事實上,訴訟中的訴權轉移在《民訴法》中也有類似規定,例如原告在訴訟中死亡,繼承人可以承受已死亡人的訴權成為案件的原告。這其中,繼承人雖不是案件的最初原告,但由于原告死亡事件的發生,引起了訴訟法律關系的變化,使繼承人承受為案件原告。當然,繼承人承受死亡人訴權成為案件的原告,法律是有明文規定的。如果參照這一法律精神,將在訴訟過程中因資產管理公司受讓銀行債權,從而作為承受方成為本案的原告,也不失為是一種實踐中的嘗試。對此做法,最高法院在2000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已有表述(見此次會議中李國光副院長的講話),因此銀行在訴訟中將債權轉讓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就可以原告的資格參與訴訟,這樣不僅不損害債務人的權利,而且有利于銀行脫離訴訟的纏繞,有利于調動資產管理公司追討債務的積極性。當然這樣做必須符合二個條件,一是資產管理公司提出申請;二是經法院審查許可。具體做法可以是發生債權轉移后,法院裁定中止訴訟,通知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應及時向法院提出申請,并提供債權轉讓協議證明自己的訴訟權利,經法院批準后以受讓人身份替代銀行取得原告地位。
  4、資產管理公司在各地的辦事處是否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目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總部都設在北京,在全國一些重大城市設立一些辦事處。因此,對于辦事處能否成為獨立的訴訟主體在審判實踐中也發生爭議,有人提出辦事處不應具備訴訟主體資格,應以總公司名義起訴。但按照《民訴法》第49條的規定和最高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的規定,依法成立具備一定的財產和組織機構,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非法人組織機構,在其所能承擔的范圍內也可以成為訴訟主體。實踐中,一般只要從工商局領取了營業執照的即可以成為相關案件的訴訟主體。資產管理公司在各地的辦事處,是根據國務院有關組建資產管理公司的文件規定,在各地設立并經當地工商局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其性質屬于“法人依法設立并領取營業執照的分支機構”,顯然具有民事訴訟主體資格。
  二、擔保效力問題
  1、擔保人不簽收債權轉讓通知,擔保是否有效
  實踐中,銀行與資產管理公司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后,向債務人、保證人分別發出債權轉讓通知,在收到債權轉讓通知后,債務人一般均書面表示確認,而擔保人大多則不簽收轉讓通知,并在訴訟中以債權轉讓未經其同意為由要求免除擔保責任。我國《擔保法》第22條規定:“保證期間,債權人依法將主債權轉讓給第三人的,保證人在原保證范圍內繼續承擔保證責任,保證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根據此項規定,若保證合同中無有關債權人應將債權轉讓通知保證人的特別約定,則適用無須通知擔保人原則,即債權人只需將債權讓與通知主債務人,即對保證人發生法律效力。這不同于主合同的變更而對保證人適用書面通知有效原則。對資產管理公司涉訟案件中的擔保人以上述理由要求免除擔保責任的,法院可按照《擔保法》規定的原則,對擔保人的這一抗辯不予支持。
  2、最高額抵押中的單個具體債權轉讓,抵押權能否隨之轉讓
  在國務院國辦發(1996)66號文件規定的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債權中,許多貸款設置最高額抵押擔保,而《擔保法》第61條規定:“最高額抵押的主合同債權不得轉讓”。因此,按照該條規定資產管理公司接收的許多債權項下的最高額抵押合同將無效,抵押人將因此而免責,這使原本就回收困難的貸款債權將失去最后的保障。毋庸置疑,這種以抵押權限制債權人的轉讓權利,具有不合理性。最高額抵押權對于主債權并沒有嚴格的從屬性,一般認為如果抵押權所擔保的主合同債權額已經確定,這時發生主債權轉移的,抵押權可隨之轉移,而如果被擔保的債權額沒有確定,這時發生其中被擔保的單個具體債權轉移的,抵押權并不必然隨主合同債權的移轉而移轉。這樣一來,資產管理公司根據受讓的最高額抵押擔保下的具體單個債權提起的訴訟,就無法提出實現抵押權的訴請。目前,理論界有人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大膽的探索1,認為結合《擔保法》第59條,61條的規定僅指最高額抵押擔保的“一定期間”尚未結束時的主合同債權不得轉讓,“一定期間”之后的主合同債權與一般抵押債權并無不同,完全可以轉讓。為此,筆者認為,從民商法平等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角度看,這種觀點應該是正確的。首先,對于最高額抵押擔保的“一定期間”已過的主合同債權,由于主合同債權已經確定,最高額抵押已轉化為普通抵押,此抵押權亦轉化為普通抵押權,因而主合同債權完全可以轉讓,沒有理由對此加以禁止;其次,如果禁止轉讓最高額抵押擔保的“一定期間”已過的主合同債權,不僅不利于銀行將不良貸款剝離至資產管理公司,也不利于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貸款的保全和處置。
  三、管轄和訴訟時效問題
  1、債權轉讓以后發生的訴訟能否依舊適用合同履行地原則進行管轄
  在資產管理公司涉訟的借款案件中,案件性質由原來特定主體之間的借貸關系,轉變為普通主體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因此,原先適用借貸糾紛案件管轄地的確定原則即合同履行地原則(由貸款經辦行所在地法院管轄),就面臨適用上的問題。這是因為,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的銀行貸款涉及到全國各地的銀行,從省市到區縣,如果仍按照上述原則,資產管理公司勢必四處出擊,到全國各地的法院去起訴,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即便能夠做到也必將大大增加國家處置不良資產的成本。因此,從訴訟的“兩便原則”和程序效率原則考慮,筆者認為應對資產管理公司涉訟案件進行集中審理,指定由一些債務比較集中的大、中城市的中級法院管轄。
  2、債權轉讓后發生的訴訟能否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
  在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的實踐中,有人基于“資產管理公司管理全國各地數以萬億計的資產”,故建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資產,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在該筆貸款處理完畢之前訴訟時效始終延續有效”。對此觀點,筆者不敢茍同。首先,訴訟時效是一種實體權利的喪失要件,對任何一種法律關系都是平等的,不能因法律關系的性質而有所變化;其次,訴訟時效的喪失是因為債權人怠于管理和未及時主張債權所致,因此,時效制度對于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以及對保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再者,訴訟時效制度還有很多諸如中斷、中止等維護債權人權益的制度,資產管理公司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制度,及時、有效地向債務人發出催討或者確認書,一經確認或者通知即可重新計算訴訟時效。因此,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因為要維護資產管理公司的局部利益而損害國家法律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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